鄒晟
海西于1952年建政，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建立黨政組織、維護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等。大規模開發建設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逐漸拉開序幕的，當時缺乏干部，據說，青海省向原南京軍區接洽溝通，對方派來100個干部支援柴達木建設。我的父親鄒應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60年8月從原南京軍區轉業，來到柴達木盆地的。母親彭華蓉也由原蚌埠市第三人民百貨商店營業員隨父親調動來到海西。他們與同一批來支援柴達木建設的人員一起，在西寧楊家莊旅社參加為期一周的培訓后，每人領到了一本《可愛的柴達木》、一副氈靴、一件皮大衣、一個皮帽子、一雙皮手套，就坐上綠篷的解放牌卡車，經過一路塵土飛揚的漫長顛簸，來到了當時的海西州(柴工委)州府大柴旦。
到海西后，他們雙雙被分配到柴工委農牧科格爾木農科所工作。母親跨行業做了土壤化驗員，父親則帶領40多名工人，到45道班開荒。
在45道班(當時的汽車五隊附近)開荒，面對的是一片荒灘，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糧食供應緊張，在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極其匱乏的物質條件下，上級下達的任務是人不能減員，開荒的任務必須完成。面對一片寒風烈烈的亙古荒原，父親帶領工人們打土塊、挖地窩子，沒有木材做房梁，就主動想辦法。從小紡過棉線的他，看到了冰河里的蘆葦，有了主意，他派人下河割蘆葦，但十一月的寒風下，河里已經結冰，工人們面對凜冽的寒意有些猶豫，父親發揮軍人作風，砸開冰層，自己帶頭挽起褲腿，跳到結冰的河里，在他的帶動下，大家紛紛下河勞作起來。父親組織大家將蘆葦擰成大股繩，風干變硬后，架到地窩子上當做房梁，解決了住的問題。當時許多人因食物欠缺營養不良出現了浮腫，為了完成開荒任務就派人四處尋找能夠充饑的東西。有一次發現荒灘上有只哈薩克族牧民丟棄的凍死的駱駝，工人們就欣喜地撿回來煮了充饑。為此，父親受到了批評處分，說駱駝是少數民族群眾的，吃少數民族群眾的東西，影響了民族關系。
這些事情，從來沒聽父親說過，都是母親無意中說起往事談到的。我想，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生活和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是一種什么力量支撐著他們??？
我的父母親都出生、成長在大別山下的河南省光山縣白雀園，一個明清時期的古鎮子里。父親家祖上非常富有，可到我爺爺這一輩時，家境沒落了。母親家祖上世代行醫，我的外公以中藥炮制手藝在當地廣為人知。上世紀40年代初，童年時期的他們曾隨大人們跑到大別山里躲避日軍。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被圍追堵截，白雀園鎮周圍環境非常動蕩。為了謀生、躲避戰亂，十幾歲的父親被迫告別家鄉去信陽投靠紡棉線的師傅，誰知師傅沒找到，回家又沒有盤纏了，只得四處流浪。最后，父親參加了解放軍。他先是隨部隊到四川剿匪，之后奔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回國后到福建前線備戰訓練，臺海局勢緩和后，隨部隊駐防在安徽蚌埠，直到響應號召轉業來到柴達木。
父親在部隊時，曾師從著名的山東快書表演藝術家高元鈞先生學習山東快書。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二十歲出頭的他創作了一部曲藝作品《飛馬健兒》，獲得全軍總政治部頒發的曲藝作品一等獎。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父親不久就被格爾木縣組織部門調到縣文化館工作。
格爾木縣文化館成立于1958年，父親到崗時，前任已經調走，只有他一個人的文化館，負責借閱圖書、編目管理、廣播站的每日播音及線路維護等，在此基礎上，他廣泛發動各單位的力量，辦起了群眾演出隊、群眾樂隊等。每到周末，來自各單位的器樂手組成樂隊，辦起了交誼舞會。為配合政策宣傳，群眾演出隊頻頻到各單位巡演，父親既是組織者，又是編導，還客串演員?；氖彽母瓯跒┥享懫饜偠摹豆湫鲁恰贰断匆赂琛返饶莻�時代的旋律，為物資匱乏下的格爾木人，帶來了精神的愉悅。父親一個人，做這么多工作，我想，除了他自身的工作熱情外，也與當時人們對文化生活的渴望和參與的熱情是分不開的。很多年后，回望60年代初期格爾木那段活躍的文化生活過往，應該說，格爾木地區性、群眾性的文化活動，是從那時起步的。
那以后，父親先后在縣文衛科、市文教局、市第三建筑公司、市勞動就業服務局工作。1990年父親退休。他在海西整整工作了三十年(之前在部隊工作十三年)。
2010年5月30日，父親在西寧病逝，享年80歲。
父親一生追求真理、處事豁達、性格開朗、心地善良。他曾經受到錯誤對待，當時有人落井下石，幾年后父親恢復名譽，當年落井下石的那個人又厚著臉皮來求父親辦事，父親以德報怨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幫助了他。那個年代，公職人員漲工資有指標限制，具體給誰漲是要由單位領導和群眾評議決定的。由于父親表現突出，經評議單位決定將漲工資的指標給他一個，但父親硬是將指標讓給了一位家庭負擔更重的同事。
父親非常善于學習。他毛筆字寫得好，會放電影，識簡譜、會作曲，笛子、黑管、嗩吶和簫都吹得很好，屬于那種可以上臺表演的水平。余焜先生年輕時就是在與父親交流《紅色娘子軍》曲譜的過程中認識并成為好朋友的。他還自學中醫針灸，到烏圖美仁下鄉時，曾用一根銀針救下一名昏厥的蒙古族老人。改革開放時期，他還自學攝影，并取得一定成績，與老戰友姜維舟多有交流。當年胡耀邦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來格爾木視察時，他多次受組織指派進場拍照。父親幾乎在他所工作過的每一個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他常常教育我們，不管干哪一行，都要對得起組織的信任，對得起老百姓的期待，不能讓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無論組織上安排什么崗位，他總是無條件服從，并在具體工作中嚴格要求自己，通過艱苦的學習，很快進入角色，并最終成為行家里手。父親離世后，給子女們留下了很多老書籍、老物件、老照片，其中那幾本老版的《馬恩列斯選集》和《毛澤東選集》里寫滿劃滿了他的眉批、感悟。從這些老物件里，常使我看到那一代老柴達木人拒絕躺平，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質。
父親對自己的一生非常感恩知足。他常說，是黨的教育培養讓他從一個四處流浪的毛頭小子成長為一名軍人、一名對社會有用的國家干部。真是感謝共產黨，正是基于對黨的這份深厚感情，1962年國家經濟困難，號召一部分在職人員退職，父親主動做通了母親的工作，鼓勵她辦理了退職手續。由此帶來的家庭經濟拮據和此后多年為改善生活而四處打臨工的經歷，使這件事成為母親心頭永遠的痛。離休退休政策出臺時，父親檔案里能夠查到的最早的工作記錄是在1949年11月，差一個月就可以按離休對待。有人勸他去找找過去的老戰友或領導開個證明，他說，能證明的人要么犧牲在朝鮮戰場了，要么找不到了，按照退休算就按退休算吧，比起那些犧牲在朝鮮的戰友，自己幸運多了。
我曾問過父親在朝鮮的經歷，他語氣自豪，目光悠遠，仿佛看見了昔日的硝煙：總的印象是美機總來轟炸，部隊時常急行軍，還常餓著肚子，有時走著走著都能睡著，仗打得多數都很慘烈。有一次打垮了土耳其旅，打掃戰場時一名土耳其傷兵坐在山崗上吹起口琴，那憂傷悲愴的旋律至今回響耳畔。父親說，有一場大戰自己沒能參加上，當時年紀小，營教導員看他會寫字、能算賬(當時隊伍里文盲多)，就派他和另外兩名戰士去統計繳獲的物資，歸隊時順路征集些糧食，結果那場大戰打下來，他回到原來有150多人的連隊時，發現只剩下40多人了，派他去統計物資的教導員和許多戰友再也沒有見到。最危險的一次是五次戰役，部隊正在挺進途中突然接到命令要求后撤，說是美軍坦克已經在后方出現。父親所在的部隊與只隔了一座山的180師咋都聯系不上，形勢嚴峻，全體人員子彈上膛、刺刀上槍，以一種隨時打響遭遇戰的狀態，不休不眠迅速后撤，幾天后，終于脫離了險境。而180師多數人沒有撤回來。
父親以他的人生步履，穿越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體驗了建國初期的百廢待興和發展，體驗了被錯誤對待的苦悶，經歷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轉變，看到了小康建設的輝煌成就。作為柴達木開發建設初期的開拓者，父親只是萬馬軍中的一個微小個體，就像茫茫瀚海戈壁里的一粒沙，微小但有其自身的能量。正是像父親一樣千千萬萬個微小的個體，他們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經年累月、無怨無悔，才匯聚成了改天換地的磅礴偉力，改變了柴達木亙古洪荒的面貌。從這個角度看，這些微小的每一個個體又是可貴的、崇高的。
柴達木是在黨的領導下，幾代人艱苦奮斗、各民族團結奮進才變成今天的樣子的。父親見證了柴達木由一片荒蕪到城鎮林立、百業發展、民族共進的滄桑巨變。這巨變中有他奉獻的一線光、一絲熱……
永遠忘不了，2010年5月，我到西寧出差準備返回海西告別退休在家的父母時，父親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回去好好工作！
兩天后，父親因病突然昏迷，搶救無效離世。
在人生的長河里，父親與我相遇、成長又分離，歲月讓我適應沒有父親的日子，但父親的音容笑貌、父親的品行、父親的教誨……卻像一束光，常常照進我的世界。
